你的位置: 主页 > 社区 >

【大家】“气功热”的背后

更新时间:2021-07-14      

  www.xj8v.com.cn,作者:成庆,腾讯大家专栏作者,大学教师,研究近代佛教思想史。

  上世纪的80年代,出现了一次大规模的“气功热”,席卷全国,最终这股“气功热”发展成为一场泥沙俱下的闹剧,以几家气功组织的组织者纷纷出国而告终。

  回头看,这股热潮的直接起因是人们为了满足医疗保健的需求,而这一趋势更早来自于解放后一段时期对中医、气功治疗疾病的政策支持。

  1955年11月,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部长的李德全,在北京中国中医研究院开院典礼上颁发了对《中医中药治疗流行性乙型脑炎》《气功疗法》等三项奖励,从政府的角度公开鼓励气功治疗。许多中央领导也为气功的推广做出各项指示或题词,如当时的国家主席,就曾亲自关注气功治疗法。

  1959年,全国已有200多家医疗单位开展气功疗法,气功在这一段时期内,成为全民性的医疗与养身措施。在这段时期,上海的气功也发展的较快,如1957年7月。上海气功疗养所成立,当时共有20个床位,工作人员30人,其中医务人员20人,之后增设了武康路气功门诊。该所还曾获得卫生部的表扬与奖励,甚至在1960年,上海气功疗养所还举办了“全国气功师进修班”。

  根据该所编写的《气功疗法讲义》,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些具体案例:如一名36岁的男性编辑乐某,因胃疼而用西医治疗未见效果,而转入气功疗养所进行治疗,经过练习该所的“放松功”,该名患者逐渐产生气感,并有比较明确的好转,两个月之后,该患者的十二指胃溃疡痊愈。[1]

  这一股气功医疗热潮因文革而中断。文革结束后,“气功热”重新开始回潮。1979年,中央领导人接见气功汇报团并观看气功表演,1980年11月7日,北戴河气功疗养院落实政策恢复名称,恢复全国医疗气功师资班并招生,次年,中国中医气功科学研究会成立。1986年,曾被撤销的上海气功疗养研究所恢复为上海气功科学研究所,但不再设立医疗床位。

  随着气功体制化进程的深入,各种气功杂志如雨后春笋般涌现,如《气功》《气功与科学》《中华气功》《中国气功》《东方气功》《气功与体育》。据上海某高校的教师回忆口述,当时气功杂志泛滥成灾,许多都是免费发送。而据统计,全国功法前后约有七百余种,气功师数以万计,练习气功的人群高达6000万人。气功热甚至一度波及到边缘的县乡一级,足见其影响既深且远。

  如果说文革之前的“气功热”,其目的主要是弥补当时医疗资源的短缺,那么文革后的“气功热”则掺杂了“信仰”的某种潜在需求。因为在整个80年代的“气功热”当中,气功一方面开始与各种“特异功能”的实验结合,演变成一种带有科学实验性质的人体科学;另一方面,气功热也带来一种令人惊讶的社会现象,即某种近乎民间宗教的“迷狂”性格。

  在当时的“气功热”中,争议最为激烈的就是“气功”所引发的“特异功能”是否为“科学”,这一论战吸引了气功师、科学家、媒体人的介入,成为上世纪80年代最为热烈的事件之一。从“气功热”到“生命科学”,进一步随着媒体关于特异功能的报道,使得“气功”的讨论演变为一场“科学”与“伪科学”的争论。

  1979年3月11日,《四川日报》报道了一则“大足儿童用耳朵识字”的新闻,随即引发全国的热议,许多媒体陆续跟进,将这一新闻看作是“生命科学”的新发现,随即在全国各地,陆续发现能有相似特异功能的案例,使得这股热潮不断升温。1980年2月4日,上海科学会堂举行了首次“特异功能讨论会”,公开举行了大量特异功能实验,这也是上海“气功热”的一次具有里程碑性质的事件。

  对于公众而言,“气功热”背后蕴含的讯息其实各不相同,由于“气功”兼具养生、医疗、乃至“准信仰”的特色,因此这股气功热潮的接受者们各自拥有不同的动机与目的。在这中间,大量的气功爱好者非常看重的是“养生”与“医疗”改革开放之后经济逐渐恢复正常,公众开始对健康以及寿命越加重视,这种“世俗性”的幸福认知,使得养生成为非常流行的时尚。

  如在1991年的《气功杂志》上,就曾刊登过上海著名电影演员秦怡练习气功的体会:“人不可能有青春永驻。相貌随年龄变化,这是任何化妆品也厌世不了的。但人应该保持青春的活力。保持豁达的情绪,这就是延缓老化的重要因素”,“如何达到这种平和心境呢?那就是练气功。我力争在这种精神愉悦中变的年轻。”[2]

  翻阅上世纪90年代的各种气功杂志,当中最重要的内容就是“养生”与“医疗”,而且当时在杂志上刊登的各种气功疗效的读者来信中,范围遍布全国各地,从北京、上海、广州等大城市到村一级的基层社会,都有大量气功的练习者。

  在1991年的《气功杂志》上,刊登了上海吴泾热电厂的王克智的一篇读者来信,描述了他通过联系“空劲气功”治疗好“鹅掌疯”这一皮肤病。[3]又如上海化学工业专科学校的钱华,也利用“内丹功”,治愈自己多年的哮喘。[4]

  类似种种,在当时的各种气功杂志上随处可见,这恐怕代表了当时上海练习气功者的一种普遍的动机养生治病。因此当时的各种气功培训班也是层出不穷,且以1991年上海市黄浦区气功协会的一则招生启事为例,该启事培训的是“黄龙爪气功”,面对全国,实行收费招生,一期15天,学费高达80元。如按当时的工资水平来看,收费已是相当可观,而类似此等的气功培训班,在当时上海,乃至全国都相当常见。以1990年第3期《气功杂志》为例,就刊登有“中华气功进修学院”、“内劲一指禅函授班”及“空劲气功函授”的招生广告。

  类似此种培训班,在上海等地甚至深入校园,据上海某师范院校职工回忆,1997年左右,在该师范院校的礼堂里,经常举办各式气功培训班,培训人员“头顶信息锅”,接受气功师的指令,个个“如醉如痴”,野小白陌陌直播间唱英文歌感受文且参加者多为中老年妇女。[5]

  当时的气功练习,大部分以“生命科学”的形式来进行推广,这显然因为“科学”是比较能够为社会所普遍接受的符号系统。但从气功热的内部来看,当时的气功修炼方法,其实广泛融合了佛教、道教乃至武术的修行技巧,其修行的方法与目标都与正统佛教和道教均有相当大的差异。

  整体来看,关于“气功”和“特异功能”,当时的科学界与气功界乃至宗教界对此都有自己的解释,如气功界人士将此现象视为某种“神秘化的意念能力”,而科学家们则将此视为“生命科学”的未知领域。不管如何,这场争论表面上是“科学”与“伪科学”的相互纠缠,从社会层面来看,是文革期间被压抑的“宗教信仰”需求,被以一种“类科学主义信仰”的方式释放出来,澎湃汹涌,不可遏制。

  因此,重新审视当年的“气功热”,需要从“养生”与“信仰”两个层面去观察。

  首先是中国人的“养生”传统。回溯到解放后的第一波气功热,当时主要目的基本集中在保健养生与医疗治病的层面。唯物主义教育基本上将人的生命视为某种自然主义式的过程,即死亡是不可避免的,是不可避免的事实,人对此无能为力。如毛主席当时曾对护士长吴旭群说:“我死了,可以开个庆祝会,你可以上台讲话。你就讲,今天我们开这个大会,死了,我们来庆祝辩证法的胜利,他死得好,人如果不死,从孔夫子到现在,地球就装不下了。新陈代谢啊!沉舟侧畔千帆过,病树前头万木春。这是事物发展规律。”[6]

  这段话虽只能代表对“生死”的看法,却也能间接表明当时在马克思唯物主义的意识形态下,“生死”的观念逐渐单一化,尤其是在解放后受到教育的一代,对于“生死”的看法大部分倾向于自然主义式的观念。

  不过这种自然主义式的生死观并非只是来源于唯物主义,在中国的思想传统中,也潜藏着这样的观念潜流,如在汉代就曾存在两种生死观的对立,一为自然主义式的观念,即死亡不可避免,人也无法改变;一为死后生命仍然延续的观念。[7]

  认为死后生命仍然延续,在汉代主要是以道家的看法为主,至佛教进入中土,直至三教合流之后,佛教的轮回说与道教的生命不息之说遂在民间信仰层面杂糅在一起。而近代的“科学主义”乃至唯物主义的意识形态教育在1949年之后逐渐被广泛接受,持不同生命观的其他宗教受到限制,对于一般民众而言,最为直接的改变就是“生命观”,即重新回到“自然主义式”的生命观。

  那么,为何进入上世纪80年代之后,人们如此关注“养生”,甚至将“幸福感”主要建立在“身体健康”的基础之上?这种对肉体生命的强烈关注显然有历史社会背景的原因。文革结束后,政治意识形态上的松动,使得“政治信仰”主宰社会生活的局面有所改变,改革开放后,大家逐渐在政治生活之外开始发现社会、私人的空间与生活方式。在这个时候,个人生命信仰的“真空”因为政治激情的退潮而突然展现出来,大家开始将注意力集中在“健康”、“医疗”等与生命紧密相关的领域。

  革命运动的理想主义弥漫整个社会时,人们的“幸福感”并不聚焦在“衣食住行”上,或者说这种世俗的物质欲望在改革开放前被长期抑制。尽管我们在众多的回忆中了解到,那会仍然存在着比较强烈的物质欲望,如陈丹青回忆上世纪70年代末时的上海:“一年一度,家家户户会在春节领导特许的食品票证,人群盯着菜场案板冰冻的整猪、鸡鸭、黄鱼、乌贼……开秤了,队伍纠结形同暴动:鸡鸭总有大小,每户一份,没选择,凶悍的男女奋勇抢夺,声嘶力竭:‘我的老娘啊、阿妹!’”[8]

  这种对于食物的渴望在当时其实是普遍存在的现状,但却没有进入公共舆论中,并没有形成普遍的社会共鸣效应。1985年公开提出“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”,政府为了发展经济,间接地肯定了“物质利益”与“世俗价值”,这无疑给社会释放出追求“物质幸福”与“欲望满足”的空间,从80年代开始发展商品经济,到1992年南巡讲话,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,都在不断地刺激这种对于“物质利益”的欲望与需求。

  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下,人们对于健康、寿命的关注变得异常的密切,“气功”所具有的“养身”与“医疗”效果也在这种狂躁的气氛中被不断放大,甚至不再满足充当一种医疗保健的辅助手段,而要成为一种与“自然科学”对抗的“类科学体系”。因此在气功热达到高峰时,也同时伴随着一场“科学”与“伪科学”的激烈争论。此时,气功已不仅仅是一种医疗和养生的辅助手段,在“气功”的旗帜下,已经汇聚了各种各样“类宗教”的情绪。

  而这种“宗教感”的渴求一旦释放出来,而又因为佛教(或其他宗教)尚在恢复过程当中,无法吸纳与转化这种“宗教感”,使得许多“”组织借此开始发展。如在1995年,上海市就曾取缔过一个“”的组织,这一组织以基督教及其他传统民间信仰为教义核心,宣说“末日理论”,吸收了上海市10个区县的300多名信众。[9]

  而在这一期间,依附在“气功热”而成立的各种“气功组织”数不胜数,这种大规模的群众行为,显然已经不仅仅停留在气功的养生层面,而是带有某种民间宗教色彩了。

  在“气功热”与“气功组织”达到最高潮的时候,佛教显然在其中很难发挥应有的澄清作用,尽管在当时上海的佛教杂志上,曾刊登过多篇“气功”、“特异功能”与“佛教信仰”关系的文章,如在1992年的《上海佛教》上,就曾刊登过劳绍仪的“学佛者谈气功”,除了厘清佛教修行方式与气功的差异之外,这篇文章还重点批评了追求“特异功能”(佛教的神通)的倾向,并指出佛教修行者不能受到“特异功能”的吸引,而转到气功的修习中去。[10]

  而在1990年的《气功杂志》上,更刊登了一篇张天戈采访巨赞法师的文章,当中提到佛教当中没有“气功”的修持方式,佛教的禅修与气功存在很大的区别,这篇访谈中尤其提到,“搞宗教气功显然不当,而搞气功宗教更是值得警惕,防止把气功引入迷途。”[11]

  1992年的《上海佛教》上,我们也发现这样一封读者来信,信中记述一名信众受“气功”误导,并且还被人以修习“藏传佛教”为名骗取财物的经历。[12]

  如此种种,都可看出,在80、90年代的全国各地,乃至上海,“气功热”都逐渐开始偏离本意,逐渐发展为各种形式的“气功宗教”,而且还夹杂了许多骗局。一种原本追求“养生”的养身术,却由于信仰的偏执化,而演变成一种迷狂的“类宗教”。

  从“养生”到“类宗教”,背后其实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某种信仰危机,大家从一种政治化的情绪中抽离出来,转而开始追求现世的幸福感,而这种幸福感最直接的来源就是“健康延寿”,这种对于肉身的强烈关注,背后反映了中国人强烈的“自然主义生命观”,即相信此世的生命最为重要,死亡的问题则通过延长寿命的种种方法加以搁置起来。

  但是“养生与延寿”被不断强化与极端化,则发展成一种带有强烈宗教性格的狂热,认为“气功”所引发的“特异功能”能够让人们发现另外一个“神秘世界”,从而将现世的一切都给神秘化。这些狂热者或许不清楚的是,他们本是去追求此岸或彼岸的幸福,却最终走向了幸福的反面。

  [1] 上海市气功疗养所教研组:《气功疗法讲义》,上海科技卫生出版社,1958年10月,第4546页。

  [6] 李敏、叶利亚:《真实的:身边工作人员的回忆》,中央文献出版社,2009年6月。

  [7] 余英时:《东汉的生死观》,侯旭东等 译,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5年9月,第78页。

  [8] 陈丹青:“幸亏年轻”,北岛、李陀主编:《七十年代》,三联书店,2009年7月,第6162页。

  [9] 尚钟:“组织‘’被依法取缔”,《中国宗教》,1995年第2期。